名家觀點／驅動產業發展的兩大策略
2016-04-08 03:23 經濟日報 李勝彥
「產業立國、技術為本」將是新政府對台灣經濟發展模式的中心思維，其含有五大創新產業和聚落之的發展計畫。總統當選人蔡英文3月起密集參訪相關產業，與業者有下列談話關鍵字：產業整合、國家隊、台灣隊、國家戰略產業、農地銀行、投資銀行、國艦國造和軍民合作等。由於該等事項需要政府強有力的行政導向和支持才能推動，因此產業政策應運而生。
在計畫經濟中，產業政策在促進某特定產業的生產、投資、研發、近代化和產業重組，亦即「國家資源傾斜配置」，形成大企業體制或財團，因資源分配重此輕彼，也抑制其他產業的發展。在市場經濟中，市場機能引導資源做最適當配置，但在市場失靈下，產業政策則有導向的作用。
此外，在國際競爭力方面，「靜態」比較利益理論認為，一國應專注生產其具有資源稟賦優勢的產品和出口，例如，海島國家的日本出口生魚片；而「動態」比較利益理論則認為，經由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努力，制定各項政策和策略，以迅速有效反映國際經濟的變動，帶動某特定產業的發展，形成動態比較利益優勢。例如，工業化國家的日本出口汽車等。
因此，產業政策兼具市場機能那隻「看不見的手」，和政府導向那隻「看得見的手」，而現實經濟社會的運作中，大體上是這左右雙手相互依存，「官民握手」共同促進經濟發展。
產業政策的實施因資源稟賦相差而異。日本資源相對稀少，為使經濟快速成長，二次大戰後的產業發展，大體上採行「統制經濟」制度。當時的產業主管機關為通商產業省，擁有強大行政指導權限，引領日本經濟高度成長，在國際上被嘲諷為「日本股份有限公司」的總司令台，廣泛行使「許認可權」與「行政指導」，以政府金融體系之融資、預算補貼和補助金等作為主要的推動力量，主導產業政策。
去年台灣出口前四大工業產品，電子產品、基本金屬及其製造、化學品和機械等合計占總出口約56%，顯示台灣科技產業有發展的潛力。如今，新政府再以「技術為本」發展五大創新產業，將有助提升台灣工業產品之國際競爭力。惟因該項計畫，一則本身工程浩大，二則投資環境複雜，需要新政府制定一個合適的產業政策，而下列二項策略似可成為促進台灣產業發展的驅動力。
其一，對內策略：強化產業聚落，減緩產業外移。例如，台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就有近百家廠商進駐，可推動形成智慧機械聚落，激發彼此在地共創事業遠景。其中，有某科技公司專業生產機械關鍵零組件和產業機械，並與學術界共同研發和提供機械碩士論文獎，培養國內優秀之機械工程人才，不斷尋求創新，堪為科技在地生根之典範。
其二，對外策略：依比較優勢發展、拓展經貿疆域。企業對外拓展，不管是成本考量、技術考量或市場考量，都希望最後能壯大自己。例如，台灣某全球化科技集團，依其比較優勢，找尋全球合適的投資對象，亦即，考量成本和市場的就到新興市場投資，而考量技術的就到科技先進國家投資，對於技術輸出的對外投資則慎思熟慮。其營運據點遍及亞、歐、美三大洲，有「台灣的成吉思汗」之稱，其對外經貿成果有助推動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一個完善的產業計畫需有政策配合，但貴在推動。新政府或可責成一個公開、透明、強有力的推動單位專司其職。
（作者是國立臺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榮譽顧問李勝彥）
經濟／標普下調中國信評展望 頗有可議
2016-04-08 02:51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國際信評機構標準普爾繼調降中國大陸及香港信用評等展望為「負面」後，日前再砍中海油及中石化等20家大陸國營企業評級展望及四家香港政府機構展望。在標普之前，另一國際信評機構穆迪更早一步就將中國信評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了。
面對國際信評機構紛紛調降大陸的信用評級展望，中國政府多個部門作出了反應，外交部表示，希望標普能有客觀的判斷；財政部則說，穆迪與標普的評級，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低估了中國推進改革、應對風險的能力；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更乾脆表示，「不在意評級」，也不用到評級機構「拜碼頭」。
這裡涉及到兩個層面的問題：一、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如何？形勢不好，到底有多不好？現在不好，將來是否更糟？或者，是短期不好但長期可以看好？二、穆迪及標普這些國際評級公司的評級靠不靠譜？夠不夠專業？過去的表現如何？以及，是不是真如某些臆測所說，在專業之外，多少仍不能免於美國利益本位的色彩？
先從後一個問題談起。首先，客觀地說，這些素負聲譽及聘有高水準經濟專家的評級公司，長期以來的表現確實讓國際投資者在投資決策及風險規避時，獲得了許多有價值的資訊，這也是它們的評級報告在國際間廣泛受到重視的緣由。但從長期以來的表現來看，它們對個別企業與機構的評級能力似乎優於對個別國家的評級能力，這或許因為企業與國家作為評級對象所需要的訊息數量與複雜程度有關。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對於不少後來出現麻煩的歐洲國家「失察」就是著名的例子，更遑論對2008年金融海嘯的毫無預警了。也因此，我們認為，無論從科學或實用的角度看，信用評等宜分「微觀評等」與「宏觀評等」兩大類，兩者所需的專業能力與條件並非相當，後者難度明顯高於前者。
因此，以國家作為對象的「宏觀評等」而言，我們基本同意中國財政部專家張連起的評論，他認為國際評級公司常有「錦上添花」及「雪上加霜」之舉。當一國處於經濟上行週期時，他們會漠視經濟增長中的潛在風險給出漂亮成績單；一旦經濟處於下行時期，他們就會調降一國的評級和展望，帶來雪上加霜的作用。
再談這次中國信用評級展望被調降一事，正好可看出「宏觀評等」的不易及對標普及穆迪等信評機構的考驗。
從表面上審視中國的經濟指標，確實不佳，且不佳程度還在持續加劇之中，這無論從經濟成長率、PMI指數、進出口值、產能過剩、房市庫存等看，幾無一例外，所以，從技術面評估，將評級展望轉為負面，理所當然。但必須指出兩點：
一、當前中國經濟之所以全面下行，除全球經濟也正進入「長期停滯」階段外，主要還是中國本身許多不當經濟政策的後遺症。這些不當政策包括了：太過強調投資、太過忽略環保、太過於運用槓桿…，這些「太過」促使當時的中國經濟取得了快速成長的亮麗成績，卻給日後帶來了包括產能過剩、生態破壞、負債過多、房市庫存等麻煩，使當前的中國執政當局不得不嚴肅反思，並決定進行全面的、深化的結構性改革。
二、當前中國經濟之全面下行，正是開始啟動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現象與必經過程。祇要確認：當前中國推動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是正確的；方向與做法也是正確的；決心是堅定的；以及能力是足夠的，那麼，對中國經濟未來前景的「展望」就應該是「正面」而不是「負面」的，是「短空而長多」。
標普及穆迪等信評機構如果在幾年前當中國正在犯下經濟政策錯誤時就能對中國展望轉為「負面」，相信必能讓各界對它們的專業評級能力給予高度評價，可惜不是。
樓繼偉說，「不必care（在意）」，應可作如是觀。
福利國家是居民一生的“存錢罐”
2016年04月08日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如何才能為“福利國家”正名？通常的答案是，福利國家是富人幫助較不富裕群體的一種方式。但這並非福利國家的唯一角色。正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尼古拉斯•巴爾(Nicholas Barr)所言，福利國家還是一個“存錢罐”。更準確地說，它是市場的替代，是私營部門無法提供的。
拋開教育或醫療等服務方面的支出不算，我們只看支付給個人的福利，如住房補助、給予就業者的稅收減免及養老金。在英國，此類福利支出的規模相當大：占2014-15年度總支出的33%，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2.5%。
短期來看，福利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再分配。國家的這個角色無疑在任何時候都很重要。但在危機之後尤其重要，因為危機使得整體經濟規模比所有人的預期都小很多。倫敦智庫財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得出的結論是，從比例來講，2015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間的稅收和福利改革將使最貧困的那部分人口首當其沖。相對富裕的人群本可以肩負起其中更多的負擔。但政府不這麽做。每個人都應該自己決定他們是否認為這是對的。
這樣的決定本身就會產生重大、長遠的影響。例如，如果削減福利降低了父母撫養子女的能力，由此造成的長遠經濟和社會影響可能極具破壞力。可能只有觀察福利國家對人的整個生命週期的影響，才能得出一些更深刻的結論：就像在居民之間進行收入再分配一樣，福利國家似乎還在個人的整個生命週期內對收入進行再分配。
倫敦財政研究所去年公佈的另一項研究證明瞭這一點。這項研究分析了稅收和福利制度對1945年至1954年之間出生的人口（嬰兒潮一代）造成的影響，並歸納了四大結論。
首先，從整個生命週期來看，收入不平等遠遠沒有任何一年嚴重。這是因為很大比例的不平等都是暫時的，這或者是年齡增長導致需求不斷變化的結果，或者是暫時沖擊造成的。
第二，因此，超過一半通過稅收和福利進行的再分配都是在個人生命週期內進行再分配，而非在不同人之間進行再分配。
第三，在整個成年階段，只有7%的人得到的福利比他們繳納的稅賦多，盡管任何一年中都有36%的人獲得的福利比繳納的稅賦多。
最後，在幫助終生貧困的人群方面，工作期間的福利與失業福利一樣好，但前者對工作激勵的破壞更小。與此同時，較高的個人所得稅率對“終生富裕人群”有相對較好的針對性，因為最富人群的流動性相對不大。
稅收和福利更多地是在個人生命週期內而非在個人之間進行收入再分配，這一發現不應被視為缺陷，而應是福利國家的一個特徵。
理由是，經濟效率的一個必要條件是“完全市場”：也就是說，一個擁有各種狀態的一切資產的市場。顯然，由於無處不在的不確定性、資訊不對稱、交易成本等因素，完全市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這並非理論上的奇談。由於這些缺陷，即便不是不可能，人們也很難獲得針對失業或者收入突遭重大損失的私人保險，或者用遙遠未來收入做擔保的貸款。
國家有能力來糾正這些缺陷，部分原因在於它可以監視人的行為，並通過堅持讓所有人都加入保險池來避免逆向選擇（在逆向選擇的情況下，保險提供方最後完全只承擔壞的風險）。當然，國家設計出的此類方案可能非常糟糕。保險也會帶來“道德風險”。但我們可以限制這種危害，同時幫助人們渡過暫時的困境或者滿足他們生命某些階段的特殊要求。
倫敦財政研究所2015年的研究表明，這正是英國的稅收和福利制度所做的。由政府提供資金的教育和醫療服務極大地強化了這種效果:人們年輕時從前者獲得最大的福利，上年紀後從後者獲得最大的福利。
在設計稅收和福利制度時，這些對整個生命週期的影響至少與對任一時刻的影響同樣重要。這些影響包括福利國家既扮演保險公司又扮演銀行的角色。所有高收入國家（甚至包括美國）的政府都扮演這些角色。這是一種可取的狀態。但還需要精心設計。出發點必須是對這一事實更清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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