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拉高通膨 擴大需求才是正解
2016-05-16 04:45 經濟日報 記者潘姿羽整理
殷乃平
政府一向把拚經濟列為施政重點項目，在全球景氣走緩之下，立委曾銘宗日前提出建言，應訂定1.5%至2%的積極通膨目標，打破悶經濟。但物價很難透過政策掌控，央行現在必須更戰戰兢兢的穩定物價，而非讓通膨率上衝，埋下民眾對貨幣失去信心、惡性通膨的危機，反而引發更劇烈的經濟動盪。
國發會的國建目標將通膨率訂在「不超過2%」，意味當通膨率超過2%，政府必須要有進一步的措施去抑制物價；但若以曾銘宗所提的通膨目標，屬於較積極性的作法，將通膨率往上拱，兩者意義並不相同。
對於執政者來說，經濟穩定是主要考量，其中物價穩定就是很關鍵的一環，不論政府或是央行，都沒有辦法「管制」物價，若政府真的要做到「控制」物價，可能會對社會面和經濟面帶來更多幹擾，因此各國幾乎都不想要過度拉抬物價，寧願比較被動地抑制通膨率過高，也不希望過度通膨造成民眾對貨幣失去信心。
如今各國政府拚命印鈔票，但物價不漲、需求沒有增加，這些閒置的資金不會變成消費或是投資來刺激經濟，而是跑到股市去堆疊泡沫，不只沒有達到經濟成長的目標，甚至讓外界開始擔心，當鈔票供給增加到一定程度，民眾對貨幣失去信心後，就會步上惡性通膨的結果。
我們從這當中看到的問題是，訂定通膨目標已無實質意義，因為低通膨反映的是需求不足的問題，且各國的經濟政策逐漸失效。日本訂定通膨目標，但仍舊刺激不起來，這也發生在其他國家身上，世界經濟狀況，不是印鈔票可以解決的了。
台灣過往在經濟成長率、通膨率兩項經濟數據之間，較重視經濟成長率，主要是因為經濟成長率高、能夠承受的通膨率也相對較高。舉例來說，1960年至1970年間，我國經濟成長率都還在8%、9%左右的水準，當時通膨率則約6%至7%左右。
但我國現在經濟成長動能低迷、需求不足，政府的經濟政策重心應放在經濟成長，當經濟條件改善後，自然對於通膨也會有較高的承受力，屆時訂定積極的通膨目標也才比較有意義。不過台灣經濟在未來一、兩年，恐怕難立刻露出曙光，得勒緊褲帶、硬撐下去。
因此，現在看到的通膨是結果，真正要思考的是原因、造成經濟衰退的原因，然後想辦法去刺激它。台灣低通膨背後反映的是需求不足，這又肇因於所得沒有增加、貧富差距擴大、出口衰退影響經濟成長等錯綜複雜的因素，並非降息、消費券、消費提振措施等傳統手段能夠解決。
追根究柢，既然通膨率低原因在於需求不足，就應該從增加需求面著手。如今國際經濟萎縮、出口不振，自由貿易協定（FTA）可成為打破出口障礙的突破口；新政府提出南向政策，但短期內還是有不少限制存在，我們還是需要和中國打交道、這是沒有辦法規避的，儘量去分散風險，長期再來考量經濟繞過大陸，是否是可行的做法。
（本文由政治大學金融系教授殷乃平口述）
財經觀點／出口兩大結構問題
2016-05-16 04:45 聯合報 記者楊美玲記錄整理
台灣經濟從「經濟大抑鬱」（Great Malaise）落至「懸浮式成長」，出口危機重重，加上各界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導致投資不振，自我實現悲觀預期讓經濟陷入具有回饋迴路（feedback loop）特質的惡性循環。
我國出口面臨二大結構性問題，首先是電子業的結構性問題，包括科技業遭紅色供應鏈與全球品牌廠夾擊、雲端趨勢下消費者對產品規格要求降低、台灣科技業在新ICT生態體系最重的內容與應用層未見代表性廠商、大陸價值鏈建置日趨完整，以及台灣在跨國企業的全球佈局中漸被邊緣化。
其次是韓國與中國大陸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所帶來的威脅。台灣輸往中國大陸的電子產品、資訊與通信產品多數可適用資訊科技協定（ITA）而免課關稅，但光學器材、化學品、電機設備和機械等都仍須負擔關稅，未來台灣的石化、塑膠製品、紡織原料及紡織品等產業，在中國大陸將會面臨來自韓國業者的強大競爭壓力。
此外，隨著網際網路普及和傳輸能力日益進步，ICT生態體系也跟著產生變化，除了既有的第一層連網元件提供者、第二層網路營運商及最終消費者外，還增加了包括搜尋引擎、社群網路在內的第三層內容與應用提供商，成為新ICT共生生態體系運作的關鍵層，但台灣科技業過度集中在連網元件層，在新ICT生態體系最重要的內容與應用層卻未見代表性廠商。
自2000年起台灣淨投資占GDP（國內生產毛額）比率陡降，且廠商投資能見度有限，反映我國經濟未來性嚴重不足，正面臨五大問題，包括人才、資本市場、委外生產、研發量少、研發組成失衡，因而難以促進台灣製造業投資增長。台灣研發占高技術及科技製造品出口比率低於主要製造業大國，研發類型主要為後端的技術發展，基礎及應用等較易擴展市場的研究占比相較他國偏低，難以帶動大量投資，同時自2003年後我國資本市活力漸失，不利新創企業開展。
透過簽定FTA以擴大經貿版圖，或加入多邊FTA型態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是我國在全球化時代必備的生存之道，但大幅度的貿易開放，不必然等於「好」的開放，因此若要大幅度開放貿易，必先從國際貿易的比較利益出發，檢視互補性與競爭性，並擴大相關優勢，才是有效的經濟發展策略。
（本文由元大寶華綜合研究院董事長梁國源口述）
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利弊談
2016年05月16日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蒂姆•哈福德
不久前，我思考了社會應該如何保護或者補償因為全球化或者技術變革的影響而失去工作的人。然而，我沒有討論一個最顯而易見的想法：我們應該直接給他們錢——為每個人提供基本收入，無論他們是做什麽的，或者他們需要什麽。這是終極的社會安全網。
提供基本收入的想法雖然遠遠偏離主流政治實踐，但從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到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這個想法獲得了驚人廣泛的支持。政治學究們也對這個想法進行了討論：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播客不久前的一集就專門討論了應不應該提供普遍基本收入。受到業界敬重的英國智庫——英國皇家藝術學會(Royal Society of Arts)發表了一份報告，熱情洋溢地支持了這個想法。荷蘭記者呂特赫斯•佈雷格曼(Rutger Bregman)也同樣熱衷於這個想法——他在論述有力的近作《現實主義者的烏托邦》(Utopia for Realists)中，對這個想法進行了概述。
政策實驗也即將進行。慈善機構GiveDirectly最近宣佈了實施一項隨機試驗的計劃。在該實驗中，6000名肯尼亞人將在逾10年的時間裡始終獲得基本收入。多家關註著即將到來的“機器人工作末世”的矽谷典型公司，正在嚴肅地聲稱要進行一些實驗。加拿大和芬蘭規劃了試點計劃，而瑞士則將在6月就這個問題進行全民公投。
基本收入真的有可能起作用嗎？答案是肯定的。但該計劃帶來的痛苦可能會比一些支持者願意承認的要多。
首先，讓我們界定一下我們所討論的事情。全民基本收入是國家無條件對每個人進行的現金支付。為了切合實際，我們就以每天10英鎊計算。因為真正人人有份，所以這似乎是很大一筆錢，但總的金額尚在合理範圍內。對6400萬英國居民進行這樣的支付每年將花費2340億英鎊，基本上可以通過取消所有社保支出（每年2170億英鎊）來負擔。
有很多或許可以稱為基本收入的其他提案。左翼的基本收入支持者可能希望基本收入的金額遠超每天10英鎊，但這就需要政府進行大規模擴張，稅金也要高得多。偏自由主義的基本收入支持者可能也會認可更高的金額，以換取減少由國家提供的服務。將英國的整個健康和教育體系私有化能夠解放2400億英鎊的資金，能夠輕松地將每個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基本收入提高一倍至每天20英鎊。但人們還需要用這筆錢來支付學費和醫療費。
這些都在可承受範圍內。但這樣做是否可取？以下是對這個想法打出的兩個大大的問號。
首先是，人們是否會乾脆不再工作。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美國和加拿大進行的幾項大規模社會實驗表明，最低收入會鼓勵人們略微減少工作時間。如果這種懈怠削弱稅基，整個計劃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可能變得不可持續。
但稅基很可能相當安全，因為那些有可能想要辭去工作、依靠每天10美元的基本收入過活的人，並非為政府支出提供最多稅金的人。在英國，大約三分之二的所得稅收入來自於最富有的15%的納稅人，他們至少按照40%的稅率繳納了一部分稅。這些人中，幾乎沒有人可能會認為基本收入是促使他們辭去工作的誘人因素。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會稱贊辭職的決定。一些人投身志願工作；其他人照顧孩子或親人；一些人可能會利用這筆收入資助自己繼續學業或者投入再培訓。還有一些人（唉），可能會用這筆錢養活自己，同時繼續寫詩。
第二個反對理由更令人擔憂：如果基本收入取代了福利國家，它給一些人提供的就太少了。每天10英鎊還不到新體制下英國養老金的一半，因此很難想像領養老金的人會樂於接受這個想法。
另一方面，如果要用大量的特例處理來補充基本收入——殘障人士、繳納高昂房租的人士、老年人——那麽這個體系可能會變得和它想要取代的這個錯綜復雜的福利體系一樣復雜，或者成本高昂，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英國財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的安德魯•胡德(Andrew Hood)表示，和當前的福利相比，基本收入“或者吝嗇得多，或者昂貴得多”。請自行挑選吧。
最終，這個想法會吸引三類人：那些願意看到政府規模大規模擴張的人；那些願意看到窮人和現狀相比失去一大筆錢的人；和那些算不好數的人。
如果我們的經濟發展到了這樣一個階段——無數人乾著低薪工作，自動化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全方位的富足經濟，基本收入就非常合情合理了。那麽辯論的重點，就轉為世界是否已經達到了這個階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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