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默斯專欄／世界經濟整合須從根救起
2016-04-13 03:36 經濟日報 編譯任中原
二戰後國際間的普遍共識是全球經濟整合能帶來和平與繁榮。從各項全球性貿易協定到歐盟計畫，從布列登森林協議到解除跨國資本管制，從擴張外國直接投資（FDI）到人員跨國移動，大方向都非常明確。隨著國內經濟進步，貨櫃運輸與網際網路等促進整合的科技發展，加上國內及跨國間法律更新，世界已愈來愈小，且益發緊密連結。
然而，目前西方國家反全球整合的浪潮卻澎湃洶湧。美國四位領先的總統參選人─川普、希拉蕊、桑德斯及克魯茲都反對「跨太平洋經貿夥伴（TPP）協定」，川普更要在美、墨邊境築高牆，廢除自由貿易協定。英國「脫歐派」贏得眾多支持，歐盟的邊境開放承諾也因難民湧入而備受壓力。國際金融機構也因政治束縛，成長速度遠遠落在全球經濟之後。
國際貿易能讓消費者可以花同樣的錢買到更多更好商品，但卻無人對貿易心存感激。成功的出口商都認為是靠自己打拚，而非各項國際協定。一些政治領袖及企業人士雖大力宣揚全球整合的好處，然而當前的主流卻反其道而行，前途不容樂觀。
但反全球整合的核心原因絕非傲慢無知，而是一種意識，認為全球整合是為菁英服務的計畫，很少考慮到平頭百姓的利益。民眾看到「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便認定全球化是為幸運的少數人提供逃稅的機會，對其他人反而是約束。而當國內大企業因自由貿易而輸給外國競爭者時，本地的就業也將遭殃。
接下來將會如何？且應該如何？從美國總統選戰及英國脫歐爭議來看，全球整合這套策略似已窮途末日，而且也將出現裂痕；最後恐怕只能依賴科技進步及開發中國家的成長，來推動進一步的全球整合。
比較靠得住的構想是：可以用「從下而上」，而非「由上而下」的作法來推動全球整合；亦即將重點從一味推動整合，轉為加強控管整合的影響。換言之，就是從「國際貿易協定」轉型為「國際和睦協定」；各國將勞工權益及環保議題置於生產者權益之前，並將目前花在自貿協定上的政治資本，轉用於防堵跨國避稅及資金逃竄等方面。（作者Larry Summers為美國前財政部長、現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編譯任中原）
彭博資訊專欄／OPEC假凍產、真造市…
2016-04-13 03:36 經濟日報 編譯任中原
各大產油國即將於17日召開「凍產」會議。但即使各國決定凍產，會議的目的也不在於平衡全球石油供需，而是要設法掌控市場的預期以影響油價。目前油國組織（OPEC）每天總產量超過3,300萬桶，接近歷史高點，且伊拉克將繼續增產，俄羅斯亦然，因此單靠凍產絕不能使油市加速恢復平衡。真正減產的只有美國，目前產量已降到2014年底的水平，庫存也開始下降，上周便減少500萬桶。
美國石油業者的韌性超乎尋常，所靠的是油價避險操作與科技進步，但仍有其極限，最後仍是由成本來決定產量與投資。
但波斯灣產油國與俄羅斯卻不管油價高低都需生產，來因應財政所需，油價愈低便需生產更多。換言之，低油價使美國減產，沙、俄等國卻需增產，因此至少在未來幾年內OPEC必將奪回部分市占率。OPEC的最大挑戰不在於油市的供需平衡，而是使油價盡可能的高，但又不能高到足以使美國頁岩石油業者增加產量與投資。
要達到此一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控管市場預期。OPEC要想調控油價，必須使交易商相信供需將如何變化，而非當真使供需出現變化。因此沙、俄等國於2月雖僅達成毫無實質意義的凍產協議，但國際油價已從谷底回升約15美元。
交易商也了解這類協議皆屬虛假，而在目前產量達到最高峰時決定凍產，可能只顯示各國短期內已無力增產，但交易商仍須以凍產作為交易的題材。如果17日各產油國能達成某種協議，就算只具有象徵意義，也可能使油價進一步上漲。
但沙、俄等國卻並不大在意油價如何震盪，而是盡可能地增產，因為他們需要錢來維持民眾的生活水準及政局穩定。只要把油價推高一些，又不會使油價走勢反轉，他們就會持續增產，而這也是提高市占率的最佳作法。召開一次凍產會議來討論產量限額，就是達成這項目的方法之一，再配合美國減產，便能使油價暫時回升。
因此凍產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不斷製造類似的新聞，而非真正有意減產，因為OPEC各國一向都不會當真遵守產量目標。
（Leonid Bershidsky為彭博視角專欄作家）
經濟／設立主權基金可以更周延
2016-04-13 02:17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總統當選人蔡英文的新政府團隊正規劃成立主權基金或類主權基金，也考慮成立國家級的投資公司，來推動相關產業，進而帶動國家的整體投資。由於成立主權基金的構想在國內已經討論一段時間，現在即將執政的團隊再度提出來，但強調的重點發展產業與先前擬議的有些差異，因此有必要就主權基金在台灣推動需要注意的事項，以及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做較詳細的分析。
首先，一般而言政府設立主權基金的目的主要是針對某些個別產業，由政府帶頭進行投資，再引進國內外的相對投資，來推動產業發展，「獲利」並非主權基金的主要目的。而單就協助產業發展的目的來看，目前由國發會主管的國家發展基金就是如此。
最近幾年，為了擴大幫助各種產業發展，國發基金之下也增加設立了一些不同目的基金，比方說，為了協助年輕人在一開始投資時所需要的第一筆資金，國發基金兩年前推出天使基金，用補貼(並非投資)的方式，協助創業的年輕人得到第一筆最高可達到1,000萬元的投資資金，兩年多來已經有1,000多個申請案，而實際得到補助的案子也有200多個，幫助很多年輕人敢於創新創業。另外，國發基金也推出併購基金，針對即將上市或上櫃的企業進行入股或併購，增加各種協助企業成長的管道。
也就是說，未來推出的主權基金，如果單純只是想要協助國內產業發展，其實國發基金已經有相當的經驗，或許可以直接把國發基金規模擴大成為主權基金，增加投資範圍。
第二是關於主權基金的規模與資金來源，因為目前國發基金的資產市值約3,000多億新台幣，看起來似乎規模還不小，但是以最近鴻海併購日本夏普花了約1,300億新台幣來看，如果國發基金進場的話，大約只能買三家夏普就花完了。另外，再以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鍚控股公司來看，他們去年底的資產規模達到1,970億美元，遠遠超過國發基金的規模；相較之下，如果台灣的主權基金想要到國際上進行大規模的投資，號稱國家級投資公司，目前國發基金的規模是不夠的，因此，主權基金的規模到底要多大才夠？如果要再擴大，資金要從何而來？央行已經多次表示反對把外匯存底拿出來當作主權基金使用，如果不動用外匯存底的話，還有退輔基金等基金可供使用。所以，主權基金的規模到底要多大，如何籌資，這將是新政府推動主權基金的主要課題。
第三，再從實務面考量，主權基金會面臨管理和監督的相關問題。比方說，主權基金管理人員的薪資該如何訂定？目前國發基金的管理人員完全是以公務人員的薪資在處理，他們的薪資只是民間同樣職務人員薪水的十分之一。試想一個擁有3,000多億投資基金的管理人員，一個月的薪資不到10萬元，如何去要求他們能有最好的表現？而未來如果主權基金的規模又要擴大許多倍，如果沒有更具彈性的薪資制度，又如何去請到最有能力的執行長？
為了讓主權基金的管理更有彈性，因此有人建議成立類主權基金，也就是由政府和民間共同出資，然後由民間部門去管理，如此就可以避開政府部門僵硬的薪資制度，而讓類主權基金可以充分發揮其功能。我們認為這可能只是一個理想的說法，試想，這麼大的一個基金，若是要交給一個民間基金去管理，請問要交給誰？不論是交給那一個公司，其他人一定會有不平之鳴，在台灣現在的政治氛圍之下，類主權基金的可行性可能很難說服國人。
總而言之，成立主權基金的想法應可以得到大多數國人支持，但是其目的、規模、及資金來源可能都要仔細考量，更重要的是，基金的管理以及如何建立一個更具有彈性的管理和監督機制，需要主事者更周全的規劃。
FT社評：負利率政策已近極限
2016年04月13日 英國《金融時報》 社評
還不到兩年，負利率就從抽象的經濟理論領域進入了貨幣政策制定的主流。歐元區、日本和歐洲更小經濟體正在進行的實驗已表明，把利率壓低至負數的實際障礙，沒有人們之前想象的那麽大。支持者表示，該政策——旨在鼓勵消費者花錢、鼓勵銀行向實體經濟發放更多貸款——已拯救了歐元區，使之沒有跌入災難性通縮。但仍沒有決定性證據能夠證明這一點。另一方面，負利率無疑是不受歡迎的，負利率執行時間越長，帶來意外後果的風險也越大。
負利率政策受到的最新批評，來自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的掌門人拉里•芬克(Larry Fink，見上圖)。芬克對很低、目前進入負區間的利率對儲戶造成的危害提出了警告。他辯稱，希望讓退休後的收入達到一定數額的人，現在必須投資更多才能拿到那個數額，並必須相應地減少消費，這恰恰與負利率政策期望的效果相反。
可以說，每一次降息都有這樣的效果。降息時，收益總是從儲戶流向借款者。降息加在儲戶身上的負擔，未必會僅因為利率跨過了零的心理關口，就超過降息對借款者的提振。
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高級官員何塞•比尼亞爾斯(José Viñals)警告稱，負利率持續時間越長，可能對社會構成的危害就越大，破壞壽險公司、養老金和儲蓄工具的存續能力。
儲戶的憤怒在政治上已經對央行進一步降息構成非常切實的約束。在日本，央行已採取措施減輕負利率對零售儲蓄的沖擊，但現在，有些銀行已確定要對自己替養老基金持有的資金收費。在德國，退休老人的貧困問題爭議性非常大，乃至財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把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歸咎於歐洲央行(ECB)的政策。
令歐元區政策制定者更為擔心的問題，是負利率對本已脆弱的銀行業的沖擊。那些無法加大放貸或把負利率成本轉嫁給儲戶的銀行，其利潤會遭到擠壓。所有銀行都有動力更多地依賴成本更低、但更不穩定的批發資金。
盡管存在這些擔憂，許多央行仍辯稱，負利率的總體效果是積極的。批發利率已下降，自負利率被引入以來，歐元區的信貸增長有所加快。對更小的經濟體而言，負利率政策也幫助限制了資本流入並阻止本幣升值——盡管歐元和日元出現了違反常理的顯著升值。
美聯儲(Fed)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認為，人們的擔憂有些過頭了，負利率政策“具有一定的好處和可控的代價”。如果美國政策制定者希望在不“使出量化寬松(QE)大招”的情況下實現寬松，那麽負利率對美聯儲而言可能會是一個有用的工具。
不過，無限降息存在明顯的實際限制；至少在歐元區，降息政策在政治上或許已接近極限。目前的問題在於，應該用何種政策來取代降息。芬克表示，央行在缺乏財政政策配合的情況下被要求去解決經濟問題，才導致了當前市場的異常狀況。這話沒錯。
根本挑戰在於如何強化刺激政策，讓政策更加有效。“對一切都說不(Nein zu Allem)”——這是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對於德國立場的誇張性描述——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負利率政策的反對者需要拿出可以替代它的選項。
中國經濟增長率到底有多少？
2016年04月13日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王勇 為FT中文網撰稿
在剛結束不久的中國“兩會”上，中國政府出台了“十三五”規劃的綱要。其中，最引人註目的一條就是明確提出未來五年的GDP增長率要達到年均6.5%到7%之間，以實現之前提出的使中國2020年比2010年總收入翻一番的增長目標。對於6.5%以上這個增長率目標，學界、政策界與商業界都紛紛給出了各種解讀。有觀點認為這個目標定得過高，不切實際，認為中國實際的經濟增長率將會甚至已經跌破3.5%的大關；也有觀點認為正因為過去幾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率目標定得過高，所以導致了宏觀經濟的一系列後遺症，並且認為如果真的要執意完成6.5%的增長目標，那將會繼續惡化中國的宏觀經濟病狀，因此主張下調甚至放棄增長目標。如何看待這些觀點？
先說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問題。從2007-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開始，大家對中國的經濟增速的預期就普遍性地開始下調，官方因此也造出了“新常態”這個詞。當然，不同的學者對於下調的幅度與速度看法並不一致。與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經濟總量小、政府財政預算吃緊不同，2008年時的中國經濟總量已經翻倍，政府財政收入更是之前的好幾倍，所以在世界各國紛紛搞大規模刺激的時候中國政府拋出“四萬億”刺激政策也就顯得底氣很足。
在這一宏觀政策背景下，隨著老百姓收入的增加，他們的投資願望也在提高，所以在各財經媒體版面報道最熱鬧，也最受國內與國外矚目的是外匯、股市等金融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的短期波動。而經濟學家們一直論述與強調的數個“慢性病”式的結構性改革，卻反倒越發顯得不受重視，改革步伐緩慢、停滯、甚至倒退。如今提出的供給側改革，提出“三去、一降、一補”，都是硬仗，要看政府是否真的能夠以壯士斷腕的勇氣清理僵屍企業、促進國企改革、培育好製造業升級的土壤、開放生產型服務業、改善好社會型服務業。其中，產業升級、結構轉型是關鍵，而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市場一體化改革是不應繞開的核心問題。
現在有不少人擔心中國經濟增長率會斷崖式硬著陸， 甚至會出現經濟/金融/社會危機。依我之見，在“十三五”的未來五年，如果平均增速維持在5%以上，中國就依然可以在維持社會比較穩定的情況下調整經濟結構並且有財力進行各項改革。目前中國股市占金融市場總融資的比例尚小，所以股市震盪的影響雖大但是相對有限； 城市化遠未完成從而一線城市的房價在近幾年內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 給定商業銀行當中的國有銀行所占比例很高，而國有銀行會得到央行與政府的全力支持和擔保，所以發生大規模銀行擠兌的金融危機的概率也很低；現在資本賬戶的開放程度依舊有限， 離人民幣完全自由可兌換還有相當差距，所以發生像當年拉美國家所經歷的大規模資本外逃導致經濟危機的條件也不具備。雖然我不敢保證未來五年中國肯定不會發生大的社會/經濟/金融危機，但我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基本面與未來五年經濟走勢的判斷總體上保持謹慎樂觀，認為發生增長率跌破3.5%的概率較小。
之所以我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率沒有那麽悲觀，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有太多太多的政策和制度的技術性改善和提升增長的空間，全要素生產率、投資的效率都還太低，同時中國政府可能要比絕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更加在乎經濟增長率的維持，因為涉及長久執政合法性的關鍵問題：當一國政府長期地將經濟高增長率當做自己的主要政績進行宣揚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對於過低經濟增長率也必須要負責。客觀上，中國在技術上依舊落後於發達國家很多，所以產業升級和結構轉型的潛力巨大。而且政府目前掌握的資源依舊非常大，對經濟的操控力遠高於很多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雖然這種“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在很多時候更加表現為對經濟效率的扭曲與壓制，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經濟危機的根源之一，但是我覺得這種政府的強勢在未來五年裡依然是有利於其通過政策改革和宏觀調控防控住系統性風險的。
有很多海外投資者與觀察家對中國經濟前景非常悲觀。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他們過度自信西方的媒體對於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報道。事實上，我觀察到過去的38年海外主流媒體似乎基本上就沒有對中國經濟真正樂觀過。另一方面，我覺得還可能因為他們對中國的宏觀數據的真實性完全缺乏信心，又沒有在中國的長期切身的生活體會，所以無法證偽那些令他們悲觀的報導。再加上很多的所謂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分析都經常不太嚴謹，要麽將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制度做簡單類比、要麽與那些開放小國做簡單類比，缺乏發展階段與內生結構的開放大國的一般均衡視角。
要說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我覺得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政策自己“作”死，在前述那幾個經濟學家們已經重復無數遍的該改革的地方拖著不改而窒息；另一個是被自己嚇死，明明可以扛過去的困難卻硬生生地被信息的不透明和媒體的唱衰聲放大，發生信心的集體崩塌。嚴重的收入不平等，最終不能指望靠短期“反腐”與“威嚇企業家”加以根本解決，而是需要靠民生方面的長期補短板來扶貧、來提高整體老百姓的生活質量。
接下來說一說6.5%的增長率目標是否定得過高而必須應該放棄。中國當前產能過剩，投資回報率低下，總體負債比例很高，有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由於政府制定了過高的經濟增長率的目標。的確，如果目標設得過高，容易導致政府揠苗助長，各級政府盲目追加擴大各種投資，導致杠桿率過高的風險。但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考慮可替代的地方各級政府考核目標的調整問題，使得各種結構性改革真的得到執行和有效推進。單單降低增長率目標而不做其他調整，官員的日子自然會更好過，壓力小了，但市場化改革的動力是否必然變大了呢？市場化改革的阻力是否必然變小了呢？我覺得這些需要好好思考。
有論者呼籲中國應該完全放棄增長率目標的設定，甚至認為即便是低增長率也無所謂。我非常反對這種觀點。低增長率的背後將意味著很多問題如高失業率，社會福利投入的減少，等等。我們不能因為太習慣於高增長率，就忘卻了它的好處並幻想它很容易達到，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不同於發達國家的常態，對於人均收入只有8000美元左右的中國來說，如若兩年內GDP增速就降到3.5%以下，我覺得各項民生改革就會停滯，社會就會不穩定，因為不止是實際速度本身，對未來的負面預期也會發生很大的作用。
最適合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的增長目標應該為多少？這一點學術界並沒有給出理論上的答案，值得進一步研究。按理說，能倒逼改革的，既可以是經濟/社會危機，也可以是各級官員為實現某個（較高）增長率目標的政治壓力。2010到2020年這10年的計劃窗口不算短了，照理說，也是可以允許先苦後甜，一開始幾年艱難推進一些改革可能增長率低一些，但只要做得好的話後面就會有改革紅利增長會快一些。根據中國目前的人均GDP的水平，技術水平差距那麽大，以及還有那麽多扭曲與低效制度政策的存在，如果把各種市場化改革實質性地推進，我覺得6.5%不見的就是不可行的目標。本質問題在於，現實中究竟是什麽阻礙了市場化改革的倒逼機制的發揮，罪魁禍首真的只是目標增長率制定得過高這麽簡單麽？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政府如果公開宣佈放棄6.5%的增長目標，往下調低，那政府除了覺得沒有面子以外，我認為還可能會擔心將進一步放大國內外市場對於中國經濟前景的悲觀預期，從而進一步降低投資與消費信心，使得實際的增長率比現在還要低，並導致一系列的嚴重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後果。值得註意的是，這個高增長目標可是政府自己佈置的作業，沒有人硬逼的。這麽做是因為盲目自信、還是有理有據、還是不得不如此？我覺得，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核心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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